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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得出这个结论后，想起一位老绅士，他已经去世了，我记得他曾是一位主教。他宣称，无论是在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女性都不可能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。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了这类言论。他还告诉一位找他咨询的女性，说其实猫不会上天堂，尽管——他补充道——猫也有某种灵魂。为了拯救众生，这位老先生可没少花心思啊！他们可真是让大家长了不少见识！猫不能上天堂。女性写不出莎士比亚戏剧。

尽管如此，我看着书架上的莎士比亚作品，忍不住想，主教的话至少有一点没错，那就是在莎士比亚的时代，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能写出莎士比亚那样的戏剧。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同样天赋异禀的妹妹，名叫朱迪斯，那会发生什么。因为实际情况难以考证，我们只能想象。莎士比亚的母亲很有可能继承了一笔财产，于是她送莎士比亚去了语法学校，他在那里学习拉丁语，阅读奥维德、维吉尔和贺拉斯，掌握了语法和逻辑。众所周知，莎士比亚小时候是个野孩子，偷猎过兔子，也许还射杀过鹿，还迫于无奈，早早地就和附近一户人家的女孩结了婚，那个女孩远远不到生育年纪，却早早地给他生了孩子。一番折腾过后，他不得不去伦敦寻找新出路。他似乎对戏剧很有感觉，于是开始在剧院门口给别人牵马。很快，他就进入剧院，成为一名成功的演员，从此生活在宇宙中心，结识各种各样的人，他登台演出，上街卖艺，甚至被召见去了女王的宫殿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假设的那位天赋异禀的妹妹却留在家里。她和哥哥一样有冒险精神、想象力丰富，渴望认识外面的世界。但她没能去上学。她没机会学习语法和逻辑，更别提阅读贺拉斯和维吉尔了。她偶尔有空时会拿起一本书，可能是她哥哥的，读上几页。然后她的父母会突然出现，让她去补袜子或者看锅子，不要沉迷什么读书看报。他们说得很严厉，却是一片好心，他们都是老实人，明白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什么是现实，他们爱女儿——当然，她极有可能是父亲的掌上明珠。也许她曾偷偷溜进放苹果的阁楼，匆匆写下几页文字，小心藏起，或是一把火烧掉。很快，她还不到十几岁，就被安排和附近一位羊毛商人的儿子订了婚。她讨厌这桩婚事，又哭又闹，结果遭到父亲一顿毒打。打完以后，父亲不再责骂她，反倒求她不要伤害他，不要因为这段婚姻丢了他的脸。他含泪说，他可以给她买条珍珠项链或者漂亮裙子。她怎么能反抗？怎么能伤父亲的心？但她有才华，因此她做出了决定。一个夏日的夜晚，她带上自己那点家当，沿着一根绳子爬出去，出发去了伦敦。那时她还不到十七岁。树篱上唱歌的鸟儿都不如她的嗓音那样婉转，她和哥哥一样对音韵有着天生的敏感，和哥哥一样对戏剧情有独钟。她来到剧院门口，说她想演戏。男人们笑话她。剧院经理——一个口无遮拦的胖男人——狂笑不止，他大吼，说要是女人会演戏，贵宾犬都会跳舞了。最后他说，女人不能当演员。他暗示——你可想而知——她根本没法练习演技。她半夜能去小酒馆吃饭，能在大街上游荡吗？但她有写小说的天赋，她渴望观察男男女女的生活，研究他们的言行，从中获取丰富的素材。最后——因为她年轻，长相又酷似诗人莎士比亚，灰色的眼睛，弯弯的眉毛——演员经理尼克·格林对她起了怜悯之心；后来，她发现自己怀上了这位绅士的孩子。当一颗诗人的心锁进一个女人的身体里，纠缠不清，谁能想到它那么焦灼和激烈？一个冬夜，她自杀了，葬在某个十字路口，就是现在大象城堡旅馆外面公交车停靠的地方。

我想，如果一个莎士比亚时代的女人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，她的结局一定会和这个故事差不多。我同意那位已故主教的话，如果他真的当过主教，他说很难想象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性能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。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，不会从没受过教育的、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中诞生，不会从撒克逊人和布立吞人中诞生，不会从现在的工人阶级中诞生。根据特里维廉教授的说法，那些女性还没成年，就被父母逼着干活，还要受到各种法律和习俗的约束，她们之中怎么可能诞生天才？但是，无论是在女性群体还是工人阶级中，肯定存在某种天才。艾米莉·勃朗特和罗伯特·彭斯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时不时出现，这就是证据，只不过没有被记载下来。每当我读到一位女巫被人淹死，一个女人被魔鬼附身，或是一个卖草药的巫婆，甚至一个名声显赫的男人的母亲，我都会觉得她们背后有一位埋没的小说家，一位被压抑的诗人，一位沉默得见不得人的简·奥斯汀，一位在荒野上撞得自己头破血流、在大街上挤眉弄眼、快被自己的天赋折磨到疯狂的艾米莉·勃朗特。我再大胆猜测一下，那么多不留姓名的诗作，大都出自女人之手。我想，爱德华·菲茨杰拉德说过，一个女人创作了民谣和民歌，对着她的孩子低声轻唱，消磨纺纱的无聊和漫长的冬夜。

也许这是真的，也许是假的——谁说得准呢？——但我觉得，根据我编造的莎士比亚和他妹妹的故事，至少可以确定，如果一个16世纪出生的女性天赋异禀，她一定会发疯，要么一枪打死自己，要么隐居在村外一处偏远的小屋里，过着半女巫半贤者的生活，遭到人们的畏惧和嘲弄。我们稍微运用心理学就能分析出，如果一个天分很高的女孩想要写诗，定会遭到他人的反对和阻挠，她的本能与世俗相背，她必将因此受折磨、分裂，最终搞垮了身体，丧失了心智。一个女孩要去伦敦，走到剧院门口，强行闯进去见演员经理，必须经过一番激烈的挣扎，忍受一种毫无道理但不得不承受的痛苦。出于某种不明原因，某些社会非常迷信女性的贞洁。贞洁对女性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，过去如此，现在还是如此。它被神经和本能紧紧地束缚，要是解放了它，放到光天化日之下，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。对于一个女诗人或女剧作家来说，要想在16世纪的伦敦过上自由的生活，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，面临两难的选择，甚至被逼上绝路。就算她侥幸活下来，她的想象力也会变得紧张、病态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扭曲、变形。我看着书架，上面没有女性作家的戏剧作品，我想，就算她写了，她的作品也一定没法署名。她一定会用这种方法保护自己。正是受了贞洁思想的影响，女人们才不留姓名，到了19世纪也还是这样。柯勒·贝尔、乔治·艾略特、乔治·桑都是这种内心冲突的受害者，从她们的写作中就能看出来，她们都徒劳地用男人的名字掩饰自己。她们遵循传统，认为妇女抛头露面是一种可耻的行为。这种传统就算不是男性树立的，至少也是他们大力推崇的（伯利克里说，一个女人最大的光荣，就是不被人们提及，尽管他自己就是个经常被提及的人）。隐姓埋名的习惯渗透她们的血液，遮掩自己的欲望支配着她们。到了今天，女人也不像男人那样关心自己的名声。大部分女人经过一处墓碑或路牌，并不会产生难以抑制的冲动，想把自己的大名刻上去。她们不是阿尔夫、伯特或者查斯，他们看到漂亮女人走过，或者甚至看到一条狗走过，都会按捺不住自己的本能，喃喃道：这狗是我的。当然，他们不只对狗这样，我想起议会广场、胜利大道和其他大道，他们还对一块地或者卷曲黑发的男人这样。而身为一名女性的好处在于，她们见到一位黑人女性，不用想着把她改造成英国人。

在16世纪，怀着诗才出生的女人是不幸的，她的内心将充满煎熬。她需要释放脑中的一切，然而她的生活条件和本能都与这种心境为敌。我问自己，什么样的心境最适合创作？我们能不能弄清楚，是什么样的心境产生和促进了这种神奇的创作？想到这里，我打开了莎士比亚的悲剧集。打比方说，莎士比亚在创作《李尔王》和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》时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？那一定是有史以来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一种心境。但莎士比亚本人什么也没说。我们只是偶然得知，他写的时候一气呵成，“从未改过一行字”。也许在18世纪前，没有艺术家们会说出自己创作时的心境。卢梭可能是个先例。到了19世纪，人们的自我意识已经得到充分强化，写作者已经习惯在忏悔录或自传里描述自己的心境。他们的生活被记录下来，他们的信件也在死后被印刷成书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写《李尔王》时在想什么，但我们知道卡莱尔在写《法国革命》时在想什么，福楼拜写《包法利夫人》时在想什么，济慈用诗歌对抗死亡和世间的冷漠时在想什么。

翻看现代文学中大量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，我们发现：天才之作的诞生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。世间万物仿佛都要来阻挠作品完整、顺利地从作家脑中诞生。大部分时候，物质条件都会阻碍写作，外面有狗叫，家里有人扰，钱还得挣，身体还不好。比这些更难克服、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，这个世界如此冷漠。这个世界并没有请你来写诗、写小说和历史；它不需要这些。它不关心福楼拜用词对不对，卡莱尔有没有严谨考证过这个或那个事实。不被世界需要的东西，当然不会得到回报。于是，济慈、福楼拜、卡莱尔这样的作家非常痛苦，尤其是在他们创作力旺盛的青年时代，更是会遭遇各种烦心事和打击。他们在这些自我分析和忏悔录中发出一声声咒骂和痛苦的呐喊。“伟大的诗人悲惨地死去”——这是他们沉重的吟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作家依然排除万难，创作出什么东西的话，那无疑是个奇迹，恐怕世上的书没有一本能像最初被构想的那样，完整而健全地诞生。

我看着空荡荡的书架想，对女性来说，这些困难会被放大无数倍。首先，哪怕到了19世纪，女性依然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，更别说一间安静、隔音的房间了，除非她的父母非常富有或地位很高。如果她父亲心情好，她才能拿到零花钱，但只够她买衣服穿。济慈、丁尼生和卡莱尔都是穷男人，但他们有办法放松一下，能出去走走，去法国旅行几天，住得起一间独立的小屋，虽然破旧，但得以逃离家人的责难和专横。但女性与这一切无缘。这种物质上的难处已经很难克服，但更可怕的是无形之物。济慈、福楼拜和那些男性天才无法忍受的冷漠，到了女性身上，全都变成了敌意。世界对男人们说，你们爱写就写，我无所谓，但却对女性发出一串大笑：写作？你写作有什么好处？我又看了看书架上的空当，心想，现在纽汉姆和格顿的心理学家们可以派上用场了。挫折对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，这当然是可以衡量的。

……

我想，这些话现在说起来可笑，但在过去都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话题。我敢肯定，现在这些言论被集结成书，被贴上“荒诞”的标签，只供少数读者在夏日的夜晚消磨时间，但过去它们曾让人热泪盈眶。你们的祖母辈和曾祖母辈，很多人听得失声痛哭。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曾经发出痛苦的尖叫。而且，你们上了大学，有了自己的起居室或卧室兼起居室，你们有资格说，天才应该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，天才才不在乎别人说了什么。可惜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越是有才华，就会越在意别人怎样评判自己。想想济慈，想想他墓碑上的话。想想丁尼生，想想更多的人，我无须再举更多例子，就能证明一个不幸但不可否认的事实：艺术家天生对他人的评价极度敏感。文学圈子里铺天盖地都是过度在意他人评价的人。

现在回到我最初的问题上来，什么样的心境最适合创作？我发现，他们的敏感加剧了他们的不幸，因为一个艺术家如果要让自己心中的作品得到完整的释放，必须有强大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必须来自一颗炽热的心，我看了看桌上摊开的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》，觉得那颗心必须像莎士比亚的那样，没有阻碍，没有杂质。

我们对莎士比亚创作时的心境一无所知，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莎士比亚心境的一种描述。比起多恩、本·琼森或弥尔顿，我们对莎士比亚所知甚少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展现任何抱怨、恼怒和憎恶。没有任何和作家相关的“揭秘”会影响我们的阅读。想要抗议、说教、控诉、报复也好，想让世界见证某种苦难和冤屈也好，这类欲望在莎士比亚这里都已经熄灭和消失了。因此，他的诗是自由的，仿佛行云流水。如果说这世上有谁实现了自己作品的完整表达，那这个人就是莎士比亚。我又看了看书架，想到，如果说世界上有哪颗心曾经如此炽热、如此自由，那一定是莎士比亚的心。